宋四家是中国北宋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和蔡襄的合称。这四个人大致可以代表宋代的书法风格，而且成就最高，故称“宋四家”。
明清以来，有一些人认为宋四家中的“蔡”原本应该是蔡京，后人不齿其为人，所以把蔡京换为蔡襄，并认为蔡襄的艺术成就在蔡京之上。
宋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其最主要的实践者是北宋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四人。盛时泰《苍润轩碑跋》中说：“宋世称能书者，四家独胜。然四家之中，苏蕴藉，黄流丽，米峭拔，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。”
一、“宋四家”与唐书的渊源
虽然宋代“尚意”是对唐代“尚法”的否定，但时代发展总是相连的，“宋四家”对唐代书法并不完全否定，因而不能将“法”和“意”对立起来看。唐代书家中，对宋代影响最大的是褚遂良和颜真卿二人。颜真卿对“宋四家”都有影响。蔡襄入宋已是暮年，笔下多是唐法。苏轼对颜真卿《东方朔画赞》极为垂青，评其“清雄深远”。留心苏轼书法，意态肥厚之处是颜真卿字态。黄庭坚说：“东坡道人少日学《兰亭》，故其书姿媚似徐继海……中岁喜学颜鲁公、杨风子书，其合处不减李北海。”王澍说：“‘宋四家’书，皆出鲁公，东坡得之为甚，姿态艳溢，得鲁公之腴。”米芾认为颜真卿行书有篆籀气，对其“三稿”极为称赞。米芾大字转折肥美，显出颜姿。黄庭坚书法对颜真卿反其道而行，中宫收紧，四面扩张，将颜书中短促的笔画加以夸张伸长，施以颤笔，形成真力弥漫的线条。至于褚遂良，其影响只针对米芾而言。米芾认为“褚遂良书举从动人，而别有一种骄色”。从褚遂良处以窥《兰亭》，这是米芾“入魏晋平淡”和“备其古雅”的捷径。
二、行书之外的书法比较
“宋四家”成就主要体现于行书，此外是楷、草两体，米芾有少量的篆、隶书作，但不值得称道。
就楷书而言，笔者认为，“宋四家”中首推蔡襄。其面目多似颜真卿，渗入很多文人气，无胜唐正大气象。颜鲁公作书，不经意的地方很多，蔡襄作书则笔笔留心，所以米芾说：“蔡襄如少年女子，体妖娆，行步缓慢，多饰繁华。”苏轼大楷法颜真卿，在字形上压扁，重视的是意态肥厚。黄庭坚《夷齐庙碑》近似褚法，稍嫌松散。米芾没有大楷传世，小楷《向太后挽词》意守欧、褚之间，颇令人称道。
就草书而言，“宋四家”中成就最高者非黄庭坚莫属。苏轼、米芾鄙薄张旭、怀素为“书工”，认为他们视书法为事业，违背书法娱己悦人的宗旨，丧失了林下之风的淡雅，而“有如市娼抹青红”。苏轼草书极为罕见，米芾草书数量也很少，线条尖薄油滑，创作行书时的自信一扫而光。蔡襄草书被称为“散草”，夹有章草遗意。他自诩道：“每落笔为飞草书，但觉烟云龙蛇，随手运转，奔腾上下，殊可骇也。静而观之，神情欣欣，可喜耳！”但苏轼认为蔡襄“大字不如小字，草不如真，真不如行也。”这三家草书和黄庭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。黄庭坚草书作品颇丰，主要从张旭处得法。最具代表性的是《诸上座帖》，行笔如风，笔意超凡，线条如惊蛇走虺，跌宕多姿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。
三、苏、黄、米、蔡究竟谁排第一
苏轼在“尚意”书风中是领头人物。以“吾虽不善书，晓书莫如我”的气概引领一代新风。黄庭坚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受苏轼教诲。留心黄庭坚手札一类，颇有苏字之风。米芾虽未入“苏门”，但听从苏轼“入魏晋平淡”的建议，取法二王，最终成就自我。因而苏轼对宋代书法有化身千百的不凡功德。他所书的《寒食诗帖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，能有这样的作品传世，可以说是平生无憾了。因而在“尚意”书风中，将苏轼排在第一应该是无可争议的。但如果要论及行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，则首推米芾。米芾在“宋四家”中年龄最小，影响却最大，连董其昌都说米芾“当在东坡之上”。
近代康有为认为黄庭坚应该排第一。他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说：“宋人之书，吾尤爱山谷，虽昂藏郁拔，而神闲意浓，入门自媚。若其笔法瘦劲婉通，则自篆来。”苏、米、蔡只有一种书体名世，而黄庭坚的行、楷和草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，不仅称雄当世，而且溢出时代。在“苏门四学士”当中，惟有黄庭坚视苏字为“压扁蛤蟆”，由此略知黄氏的胆识。可以说，黄庭坚是“宋四家”中最具创新意识的。
蔡襄在“宋四家”中年龄最长，苏轼推崇其为“近世第一”。但在“宋四家”中，蔡襄“尚意”书风并不彰显，充其量是一个过渡人物。梁章钜《字学》中认为“宋四家，苏、黄、米皆可学，惟蔡不必学。盖蔡书尚未尽变唐人风貌，学蔡不如径学唐人”。因而潘伯鹰认为“蔡襄可当第一”的观点笔者很难认同。
四、对“意”的表现
宋代书法品评中常见“意”这个字眼，强调“意”是反叛“法”，但不是粗浅无法，而是“法本无法”，是在高度技巧承递基础上的自觉选择。元代刘有定《〈衍极〉注》中说：“今古虽殊，其理则一……庾、谢、萧、阮，守法而法存；欧、虞、褚、薛，窃法而法分；降而为黄、米诸公之放荡，持法外之意。”清代冯班《钝吟书要》中说：“宋人作书，多取新意，然意须从本领中来。”他认为苏、黄、米三人书艺超人，尤其是米芾，将外拓笔意之美发挥到了极点。明代李东阳《怀麓堂集》中说：“米书与苏、黄并驾，而各不相下。大抵苏、黄优于藏蓄，而米长于奔放。”现代陆维钊的《书法述要》中说：“书家笔势，穷极于米芾。”应该说，“宋四家”书法，气势充沛。
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，素有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四大书家的说法，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。“宋四家”中，前三家分别指苏轼（东坡）、黄庭坚（涪翁）和米芾（襄阳漫士）。从书法风格上看，苏轼丰腴跌宕，天真烂漫；黄庭坚纵横拗崛，昂藏郁拔；米芾俊迈豪放，沉着痛快。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，书风自成一格，时人推崇备至，列于四家，向无异议。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“蔡”，究竟指谁，却历来就有争议。
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（君谟），他的书法取法晋唐，讲究古意与法度。其正楷端庄沉着，行书淳淡婉美，草书参用飞白法，谓之“散草”，自成一体，非常精妙。宋仁宗尤爱其书，曾“制元舅陇西王碑文，命书之”，又“令书温成后父碑”（《宋史·蔡襄传》）。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，黄庭坚曾说：“苏子美、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。”（《山谷文集》）欧阳修说：“君漠独步当世，然谦让不肯主盟。”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）苏武在《东坡题跋》中指出： “独蔡君谟天资既高，积学深至，心手相应，变态无穷，遂为本朝第一。”既然是“本朝第一”，既然其书法已可“主盟”，那么，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。
然而，明清以来，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，“蔡”原本是指蔡京，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，才以蔡襄取代了他。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《清河书画舫》中说：“宋人书例称苏、黄、米、蔡者，渭京也。后人恶其为人，乃厅去之而进君谟书耳。君谟在苏、黄前，不应列元章后，其为京无疑矣。京笔法姿媚，非君谟可比也。”明代孙镀也说；“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，今易以君谟，则前后辈倒置……”（《书画跋跋》）安世凤《墨林快事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，说；蔡卞胜于蔡京，蔡京又胜于蔡襄，“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，名之有幸不幸若此”。清杭世骏《订讹类编续编》也将“苏黄米蔡非蔡襄”，作为“人讹”的一个事例。可见，明清时“蔡京说”曾有很大影响。
平心而论， “蔡京说”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。其一，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、痛快沉着的特点，与保待着较多“古法”的蔡襄相比，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，也更能体现宋代“尚意”的书法美学情趣。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，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。元陶家仪《书史会要》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；“其字严而不拘，逸而不外规矩，正书如冠剑大人，议于庙堂之上；行书如贵胄公子，意气赫奕，光彩射人；大字冠绝占今，鲜有俦匹。”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。其二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“本朝第一”，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，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。苏东坡在《东坡题跋》中，就多次提到“近岁论君谟书者，颇有异论’”，“仆以君谟为当世第一，而论者或不然”。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，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，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。其三，从排列次序看，苏、黄、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，蔡襄是仁宗时人，年辈最高，列于哲宗、徽宗时的米芾之后，确有些疑问。
对此，坚持“蔡襄说”者提出反驳，认为“宋四家”之说，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，但南宋遗民、元朝人王存，已明确提出过“四家”之说。他在《跋蔡襄洮河石砚铭》墨迹中称蔡襄书法“笔力疏纵，自为一体，当时位置为四家。窃尝评之，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，涪翁瘦硬通神，襄阳纵横变化，然皆须从放笔为佳。若君谟作，以视拘牵绳尺者，虽亦自纵，而以视三家，则中正不倚矣”。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，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、黄、米、蔡。此外，在书法史上，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，楷、行、草书皆独树一帜，且又有屏弃帖学，振兴书风的贡献，因此，从总体上看，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。至于排列次序，近人张伯驹曾在《宋四家书》一文中指出，“按次序应是蔡、苏、米、黄，普追读为苏、黄、米、蔡，以阴阳平上去顺口，遂成习惯”。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，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。
看来，“蔡京说”并非无稽之谈，而“蔡襄说”也有理有据。由于蔡京身为“六贼”之一，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，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。不过，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，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