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历十才子，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十位诗人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。
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，但这10人中的生卒年皆不详。其中苗发、崔洞（一作峒）、耿湋、夏侯审、吉中孚五人生平不详。据姚合《极玄集》和《新唐书》载：十才子为李端、卢纶、吉中孚、韩翃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洞（一作峒）、耿湋、夏侯审。宋以后有异说，但多不可信。有版本中有李益。
大历十才子大多是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，他们大都以王维为宗，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，歌颂升平、吟咏山水、称道隐逸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。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，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。
大历十才子中成绩较突出的是钱起和卢纶。尤其钱起是十才子中最有成就的人。清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二：“卢纶、司空曙，李端诸公一调；韩君平风致翩翩，、尚觉右丞以来格韵，去人不远；皇甫兄弟，其流亚也；郎君胄亦平雅；独钱仲文当在十子之上。”
“大历十才子”是指活跃于大历时期的一个诗歌群体，其称号及所指人名最早见于姚合的《极玄集》：“李端，字正己，赵郡人，大历五年进士。与卢纶、吉中孚、韩翃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峒、耿湋、夏侯审唱和，号十才子。”“大历十才子”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流派，他们既无共同的组织，也无共同的宣言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审美趣味，遵循着共同的创作原则，又相互唱和，交往密切，所以将他们看作是一个流派。
据唐代姚合的《极玄集》记载，大历十才子是李端、卢纶、吉中孚、韩邠、钱起、苗发、崔峒、耿漳、司空曙、夏侯审。《新唐书·卢纶传》亦作此说，但在其他记载中，如宋人计有功的《唐诗纪事》、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、江邻几的《嘉佑杂志》、清代管世铭的《读雪山房唐诗钞》等，都略有不同，除以上十人外，被认作十才子的还有李益、郎士元、皇甫曾、皇甫冉、李嘉祐、刘长卿、吉顼、冷朝阳等人。可谓众说纷纭，当以《新唐书》为是。“十才子”中有的诗人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，但在当时却是颇有声誉。
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王朝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。文学艺术在这个时期也有了明显的分化，一方面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发展成熟，另一方面华美雅丽、轻酬浅唱的诗风亦发达起来。“大历十才子”等人就是这种诗风在中唐时期的代表。
李端(生卒年不详)，字正己，赵州(今河北赵县)人。少居庐山，师诗僧皎然。大历五年进士。曾任秘书省校书郎、杭州司马。晚年辞官隐居湖南衡山，自号衡岳幽人。
卢纶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允言，唐代诗人，大历十才子之一，河中蒲（今山西省永济市）人。天宝末举进士，遇乱不第；代宗朝又应举， 屡试不第。大历六年，宰相元载举荐，授阌乡尉；后由王缙荐为集贤学士，秘书省校书郎，升监察御史。出为陕府户曹、河南密县令。后元载、王缙获罪，遭到牵连。德宗朝复为昭应令，又任河中浑瑊元帅府判官，官至检校户部郎中。有《卢户部诗集》。
卢纶一生如此不得意，只是因为权贵的推荐，才作了很短时期的官，可以说是得利于社交。卢纶所交往的人物，不乏权贵大僚，除前面提到的宰相元载、王缙外，任过实职的宰相还有常衮、李勉、齐映、陆赞、贾耽、裴均、令狐楚，浑（王咸）、马燧、韦皋虽未任过宰相，但也是大权在握的人物。卢纶与之交往的，还有封疆大吏、重要朝官和掌握着入仕、升迁大权的人物，如皇甫温、鲍防、黎干、卢甚、张建封、韦渠牟、裴延龄、王延昌、徐浩、薛邕、赵涓、李纾、包佶、吉中孚、肖昕，其他朝臣、各级官员和名门子弟则更多。与一些著名诗人的交往则更无须细数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卢纶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交家。
吉中孚 [唐]（约公元七八六年前后在世）字、号、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，鄱阳人，约唐代宗大历年间前后在世，大历十才子之一，约卒于唐德宗贞元初年。工诗歌，与卢纶、钱起等齐名。初为道士，后还俗。至长安，谒宰相。有人荐于天子，日与王侯高会，名动京师。未几，进士及第，授万年尉，除校书郎。又登宏辞科，为翰林学士。历谏议大夫，户部侍郎，判度支事。中孚著有诗集一卷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传于世。
韩翃，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君平，南阳（今河南南阳）人。唐代诗人。是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。天宝十三载（754）考中进士，宝应年间在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府中任从事，后随侯希逸回朝，闲居长安十年。建中年间，因作《寒食》诗被唐德宗所赏识，因而被提拔为中书舍人。韩翃诗笔法轻巧，写景别致，在当时传诵很广。诗多写送别唱和题材，如《韩君平诗集》，《全唐诗》录存其诗三卷。
钱起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仲文，吴兴（今浙江湖州市）人，早年数次赴试落第，唐天宝七年（748年）进士，初为秘书省校书郎、蓝田县尉，后任司勋员外郎、考功郎中、翰林学士等。曾任考功郎中，故世称钱考功，与韩翃、李端、卢纶等号称大历十才子。其诗以五言为主，与郎士元齐名，齐名“钱郎”。人为之语曰：“前有沈宋，后有钱郎。”朝廷公卿出牧奉使，若无钱、郎赋诗送别，则为时论所鄙。题材多偏重于描写景物和投赠应酬。音律和谐，时有佳句。
钱起当时诗名很盛，其诗多为赠别应酬，流连光景、粉饰太平之作，与社会现实相距较远。然其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，风格清空闲雅、流丽纤秀，尤长于写景，为大历诗风的杰出代表。少数作品感时伤乱，同情农民疾苦。
司空曙 [唐]（约公元七六六年前后在世）字文初，（唐才子传作文明。此从新唐书）广平（今属河北省）人，约唐代宗大历初前后在世。大历年间进士，磊落有奇才，与李约为至交。性耿介，不干权要。家无担石，晏如也。尝因病中不给，遣其爱姬。韦辠节度剑南，辟致幕府。授洛阳主簿。未几，迁长林县丞。累官左拾遗。终水部郎中。曙诗有集二卷，登进士第，不详何年。曾官主簿。大历五年任左拾遗，贬长林(今湖北荆门西北)丞。贞元间，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任职，官检校水部郎中，终虞部郎中。曙为卢纶表兄，亦是"大历十才子"之一。大历十才子之一同时期作家： 卢纶钱起韩翃。
唐代（约公元七五六年前后在世）诗人。字、号、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，约唐玄宗天宝末年间前后在世，潞州壶关人，大历十才子之一，工诗。初为乐平令，但诗篇传世颇少。苗发，唐代潞州壶关（今属山西）人。历官朝散大夫、秘书丞。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、驾部员外郎。屡官至秘书丞。擅长写诗，发常与当时名士酬答。《唐书·文艺·卢纶传》载：“纶与吉中孚、韩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峒、耿湋、夏侯审、李端，皆能诗，齐名，号大历十才子。”《全唐诗》存其诗二首，《全唐诗补编》存其诗一首。今传《苗发诗集》。生平事迹见《全唐文》卷四—一常表《授苗发都官员外郎制》。《新唐书》卷七五、卷二0三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三O，《唐才子传》卷四。不过，后人知道苗发的并不多，或许因为经过岁月的淘漉，传世作品不多，所以显得他的文学成就不大。
崔洞（一作峒，唐朝大历年间前后在世），唐代诗人。字号、里居、出生地、生卒年以及生平均不详，唐朝大历年间在世，大历十才子之一。登进士第，大历中曾任拾遗、补阙等职。集贤学士，其余事迹不详。唐朝大历年间和李端、卢纶、吉中孚、韩翃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耿湋、夏侯审合称“大历十才子”。崔峒的诗现今仅存一卷，唐人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选录了崔诗九首 ，并评价云：“崔拾遗，文彩炳然 ，意思方雅。”
耿湋，唐代（约公元七六三年前后在世）诗人，字洪源，河东人。生卒年以及生平均不详，约公元七六三年前后在世。现可见关于耿湋的资料很少。现可知的是他宝应二年(763年)进士及第。姚合《极玄集》卷上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九都说耿湋为宝应二年进士。对于耿湋及进士第后的仕历，除《唐才子传》所载稍微具体点外，其他各书记载均极简单，并且相互矛盾。《极玄集》说他官至左拾遗，《郡斋读书记》也说为左拾遗，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却说为右拾遗。湋诗不深琢削，而风格自胜。集三卷，今编诗二卷。
夏侯审 ，唐代(约公元七七九年前后在世)诗人，里、字、号、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，约唐代宗大历末前后在世，大历十才子之一，唐代诗人，工诗歌。建中元年（公元780年），试“军谋越众”科及第。授校书郎，又为参军。仕终侍御史。初于华山下购买田园为别业，水木幽闲，云烟浩渺。晚年即退居其中。审吟诗颇多，但传世甚少。
歌颂升平、吟咏山水、称道隐逸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。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，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。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，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，语词优美，音律协和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。
十才子诗歌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（1）寄情山水，咏颂自然。十才子大多步王维的后尘，以田园风光为主要题材。如钱起《暮春归故山草堂》：“谷口春残黄鸟稀，辛夷花尽杏花飞。始怜幽竹山窗下，不改清阴待我归。”时序更进，物我相亲，寓静于动，表现了作者的闲适之情。
（2）格律规整，字句精工，是十才子作品最显著的特色。他们作诗都很认真，态度严肃，作品体裁多用音律和谐的近体格律，很少见到乐府歌行。如韩翊的《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》：“长簟迎风早，空城澹月华。星河秋一雁，砧杵夜千家。节候看应晚，心期卧亦赊。向来吟秀句，不觉已鸣鸦”，有声有色，顺势贯连，章法非常紧密。
（3）轻酬浅唱，情思绵远，是他们诗歌的又一个重要特点。晚唐时诗风绮丽，而中唐时期十才子的作品也有很多体现这个特点的，只是没有过甚。如李端的《听筝》：“鸣筝金粟柱，素手玉房前。欲得周郎顾，时时误拂弦。”《拜新月》：“开帘见新月，便即下阶拜。细语人不闻，北风吹罗带。”感情细腻，形象生动而传神，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少女的情思。
大历诗人不幸地生活于兵荒马乱、奸佞当权的时代，他们苟且偷安，不得不参与应酬。从总体上说，他们胸无大志，陶醉于眼前的富足，不关心国家的兴亡，更看不到潜在的忧患；他们人格都比较龌龊，对权贵不分好坏，一味吹捧颂扬。在《县中池竹言怀》中，钱起自诉道：“官小志已足，时清免负薪j卑栖且得地，荣耀不关身。自爱赏心处，丛篁流水滨。，荷香度高枕，山色满南邻。道在即为乐，机忘宁厌贫。却愁丹凤诏，来方漆园人。”他虽然也追求精神自由，但更看重苟且偷安的牛活。这就是十才子的普遍心声。赋诗的场合往往就在权贵安排的宴会上，他们得意于权贵的褒奖，彼此之间逞才耀能，似乎成为标明宴会档次的社交人物、公关人物。，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记载：“自丞相以下，更出作牧，二公（指钱起、郎士元）无诗祖饯，时论鄙之。”此书所选诗“起自至德元首，终于大历暮年”，可见主要是这一批人的诗歌，、有趣的是，高氏在序中还说：此书选诗标准是“因事造端，敷弘体要，立义以全其制，因文以寄其心，著王政之兴衰、国风之善否，岂其苟悦权右、取媚薄俗哉？”正町谓欲盖弥彰，其实，这些人“苟悦权有，取媚薄俗”的作品不少。这些诗人的不幸是牛活于乱世，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，缺少独立人格，只能有u无心地为人歌功颂德、糊里糊涂地歌舞升平。
他们另外一重不幸，就是生活在盛唐诗歌极盛之后，便错误地追步盛唐诗境，结果却不得盛唐诗歌之自然清新，而表现出模式化的平丽冲秀、清淡明丽、浮词套语。他们胸无大志，自以为可得王、孟的清新、冲淡，实际上只是称道隐逸、流连光景、故作文雅而已。由于他们的诗歌不见性情，所以诗风有趋同倾向。然而，他们毕竟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，也写了反映时局战乱的诗，尽管这不是他们诗歌的主要倾向。蒋寅指出：“在诗歌的体式方面，大历诗人较重视近体，较重视五言，总的来说，他们古体的成就不如近体，七言的成就不如五言，长篇的成就不如短章。”正好与元结等人偏好古体的作风相反。
从逢遇诗角度看，大历十才子逢遇诗作为一种题材类型，明明白白地证实了大历体的存在。人们从题材领域、抒情方式、景物描写等方面认识到，所谓大历体确实是唐代、德宗朝诗的一种时代性风格，以绝句、律诗为体式，以感伤悲怆风格为基调，以孤独冷寂境界为特征，偏于乱世事象和景物描绘，带有中唐诗生活化、题材个性化的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