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尊师想到河南太室山上的九龙潭去，他摆着杖，放着幡旗，靠在石阁的旁边。
嵩山居天下之中央，高达半天之上，九龙潭洞府深邃曲折，其下与长江相连，可直通江南。
瀑布倾泻，水花四溅，山上的松杉就像常常带雨一样。青翠的山峦在夕阳辉映下呈现出的斑斓色彩。
请问来迎接方尊师的白鹤，你们是曾经在衡岳送过苏仙公的那两只吗？
方尊师：未详何人。尊师：道士的尊称。
嵩（sōng）山：山名，在河南省登封市北。嵩山古名外方山，又名嵩高山，为五岳的中岳。道教视嵩山为神仙洞府所在地和道士修行佳处，称其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六洞天。隋唐是嵩山道教的兴盛时期，有大批道士居此修道。
仙官：有爵位的神仙。此处尊称方尊师。
九龙潭：在登封市东二十五里嵩山东峰太室山上。《登封县志》：“九龙潭在太室东岩之半山巅，众水咸归于此，盖一大峡也。峡作九叠，每叠结为一潭，递相灌输，水色洞黑，其深无际。有石记，戒人游龙潭者，勿语笑以黩神龙，龙怒则有雷恐。”
旄（máo）节：以竹为节杖，上缀以牦牛尾。
朱幡（fān）：红色长幅下垂的旗。旄节和朱幡都是道士所用的法物。
石龛（kān）：供奉神佛的小石阁。
“山压”句：谓嵩山居天下之中央，高达半天之上。言山势之高。压，坐镇。
“洞穿”句：谓九龙潭洞府深邃曲折，其下与长江相连，可直通江南。言潭水之深。《幽明录》：“嵩高山北有大穴，晋时有人误堕穴中。见二人围碁，局下有一杯白饮。堕者饮之，气力十倍。碁者曰：从此西行有大井，但投身入井自当出。堕者如言，可半年乃出于蜀中。”《风土记》：“太湖中山有洞穴，傍行地中，无所不通，谓之洞庭。”嵩山洞穴可通江南之说，或系糅合上述传说而成。
“瀑布”句：瀑布飞流溅沫，山中松杉常被淋湿，故云。
苍翠：一作“彩翠”，指青翠的山峦在夕阳辉映下呈现出的斑斓色彩。岚（lán）：山林中的雾气。
“借问”二句：以苏耽比方尊师，以衡岳影嵩山，意谓白鹤将送他前往仙境。衡岳，指南岳衡山。苏耽，传说中的仙人，郴县（今属湖南）人。《郴江集》：“郴人苏耽一日白母曰：‘耽当为神仙，不得终养。’因留柜曰：‘有所乏可叩之。’母有乏叩柜，其物立致。后三年，母疑，开錀视之，双鹤飞去，叩之无复应。”葛洪《神仙传·苏仙公》：“先生洒扫门庭，修饰墙宇。友人曰：‘有何邀迎？’答曰：‘仙侣当降。’俄顷之间，乃见天西北隅，紫云氤氲，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，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，皆化为少年。先生敛容逢迎，乃跽白母曰：‘某受命当仙，仪卫已至，当违色养。’即便拜辞。”双鹤送苏耽赴南岳衡山之事，系糅合上述故事而成。
这首诗写送别方尊师前往嵩山修道，以如画彩笔描绘嵩山的奇丽景色，以浪漫的神仙传说渲染方尊师的仙人风姿。全诗描写景物引人入胜，结构紧凑，意境开阔，情景交融，形象鲜明。
一二句先点明题意，说方尊师将回到嵩山九龙潭。他庄重地站在石龛旁，手执旄节和朱幡。
三至六句写嵩山的景物，也即是想象方尊师归嵩山后的生活情况。诗人说，嵩山又高又大，山腰云彩遮掩，远远看去好像是从天上压下来而停留在半天上一样。九龙潭的洞穴幽深，直通江底，而流向江南各地。这样一个高大、幽深的境界，自然最宜于炼性修道，达到清静无为。诗人还说，嵩山长满杉松，巨大的瀑布日夜迸流，使它们经常受到雨点的滋润，因而长得非常苍郁茂盛。当夕阳残照披在苍峰翠峦间时，山林间便忽地腾起一阵阵雾气来。道教强调皈依自然，回归自然，这样一个瀑布飞奔、林木苍茂、夕阳斜照、雾气轻笼的地方，对道士来说，是美妙而理想的。对于方尊师将要回去的嵩山，诗人着力作如此精妙的描写，实际是寄托着一番良好的祝愿，认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，在道业上必将会有更大的成就。诗人对于方尊师的情谊也从中充分地体现出来。
最后两句用双鹤送苏耽赴南岳衡山的典故，但略加变化，说：借问迎面前来的一双白鹤，你们大概是曾经参加过从衡岳迎接苏耽上仙界的吧？这意思是说，方尊师归嵩山就像当年苏耽登天一样，有着白鹤来迎，方尊师是和苏耽一样道学有成就要飞举上天的真人。
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左右，王维在洛阳任右拾遗之后。方尊师将归嵩山，王维写下此诗为他送别。
十载瞻韩愿，幽怀此并开。万峰遥映户，片月故临杯。
天地人间世，衣冠白下才。江南连蓟北，莫动子山哀。
或有问于余曰：“诗何谓而作也？”余应之曰：“‘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’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；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；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，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
曰：“然则其所以教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诗者，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圣人在上，则其所感者无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为教。其或感之之杂，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，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，而因有以劝惩之，是亦所以为教也。昔周盛时，上自郊庙朝廷，而下达于乡党闾巷，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。圣人固已协之声律，而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以化天下。至于列国之诗，则天子巡狩，亦必陈而观之，以行黜陟之典。降自昭、穆而后，寖以陵夷，至于东迁，而遂废不讲矣。孔子生于其时，既不得位，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，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，去其重复，正其纷乱；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，恶之不足以为戒者，则亦刊而去之；以从简约，示久远，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，善者师之，而恶者改焉。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，而其教实被于万世，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。”
曰：“然则国风、雅、颂之体，其不同若是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之，凡诗之所闻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。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虽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，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故其发于言者，乐而不过于淫，哀而不及于伤，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。自《邶》而下，则其国之治乱不同，人之贤否亦异，其所感而发者，有邪正是非之不齐，而所谓先王之风者，于此焉变矣。若夫雅颂之篇，则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庙乐歌之词：其语和而庄，其义宽而密；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，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。至于雅之变者，亦皆一时贤人君子，闵时病俗之所为，而圣人取之。其忠厚恻怛之心，陈善闭邪之意，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此《诗》之为经，所以人事浃于下，天道备于上，而无一理之不具也。”
曰：“然则其学之也，当奈何？”曰：“本之二《南》以求其端，参之列国以尽其变，正之于雅以大其规，和之于颂以要其止，此学诗之大旨也。于是乎章句以纲之，训诂以纪之，讽咏以昌之，涵濡以体之。察之情性隐约之间，审之言行枢机之始，则修身及家、平均天下之道，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。”
问者唯唯而退。余时方集《诗传》，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。
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。